任何一个有人汇聚的地方都是观察世界的窗口。

作为城市化产物的地铁，是观察同样是城市化产物的媒体命运的窗口。

1，

因为工作的关系，从1990年代后期起，我渐渐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随时随地观察媒体的动态。比如，无论走到哪儿，都习惯于看一看问一问报摊，翻翻触手可及的那些出版物。

尤其是2003年我开始负责《传媒》杂志的工作后，这一职业习惯更是得到了强化。

不过，开始把地铁作为观察媒体的窗口，还是在我2005年加盟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之后。

2005年时，北京早报市场的争夺，主要是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北京娱乐信报、新京报和北京晨报，晚报市场主要是北京晚报和法制晚报的争夺。

当时新生代在北京宣武门附近办公，我住在东直门外，上下班都是搭乘地铁二号线。

北京地铁的消费者质量还是蛮高的。那个年代，北京地铁都有报摊，报摊的报刊销售很好，是观察报刊零售的重要指标。

地铁里虽然很挤，但还不像今天似的这么可怕，所以，上班路上的闲暇无聊时间，随时可以遇见读报读刊读书的人。

因为职业关系，我特别关心媒体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在05年到06年初，地铁是我观察北京消费者媒体消费习惯的一个重要场所。

那个时候，我只要上了地铁，总是习惯性地观察周围的乘客，他们在阅读什么样的媒体，到办公室后，把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研究的一个参考。

05年06年间，当时我观察到的北京地铁阅读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早上乘客中，每次都是阅读京华时报为主。

虽然我个人一直对新京报有偏好，但当时它在地铁的表现，确实不如京华时报。其他更弱。

晚上回家，地铁里的阅读，北京晚报略高于法制晚报，总体数字比早上上班时阅读报刊的人要多一些。

当然，也会遇到拿着早上出版的新京报在地铁降价售卖的人。

当年记录地铁阅读杂志最多的，其实是知音，接着是读者、瑞丽和时尚伊人，三联也会经常遇到读者。

不管读者读的是什么，总之，那个年代在地铁里，上下班路上我总是随时都能遭遇读报读杂志的人。

2，

2009年，我自广州回京，参与重组中国周刊第一年时，因为坐地铁少，加上两年多没再观察记录，地铁这个观察媒体兴衰的窗口从我的生活中渐渐淡出了。

期间，多少媒体其兴也勃，其亡亦忽。

2010年，因为单位搬家，我坐地铁的次数又渐渐多了起来。地铁作为观察媒体的窗口，重新开始进入我的视野。

不过，仅仅是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地铁里的媒体世界发生了想象不到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报刊摊亭撤了设，设了撤，让地铁零售报刊业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虽然今天北京的一些地铁又开始重设报摊，但位置的安排大不如从前，已不再是从消费者购买习惯角度来考虑了。

更大的变化，在于地铁阅读对象的更迭。

我个人05年06年间有过地铁阅读的不完全记录里，报刊是地铁阅读的绝对主流。区别只是在于早上读的是京华，还是新京北青信报，晚上是北晚还是法晚。

这个历史阶段，最多只是纸媒内部竞争分割市场，你多我少而已。

但2010年以后，地铁遭遇读报的，已经成了非主流。能够遭遇读报的人数，越来越少。

也许，这与北京地铁拥挤度有关，报纸在如今北京的地铁里太不方便了。

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替代产品的阅读出现了。

2010年，随着汉王等电子书的降价推广， IPAD等平板电脑的出现，地铁里手持电子书IPAD的人，从最初的炫耀式阅读，开始走向真正的阅读，数量越来越高。

随着3G的大规模运用，微博和手机报一跃而为地铁消费者获取资讯的主流。

放眼望去，周围都是手持电子阅读设备的人，从手机阅读短信手机报，到阅读电子书和玩IPAD上的游戏，移动电子媒介迅速成为地铁消费者消费习惯的主流。

这个时候，放眼望去，周围拥挤的人群中，再也很难看到读纸质报纸的人，偶尔一见，大抵都是退休人员，再也少见年轻一些的乘客读纸质报纸。

当然，图书和杂志也还是有人阅读，但移动电子设备在地铁传播中的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时空里，恐怕再也难以动摇了。

3，

地铁媒体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揭示了媒体竞争格局的重构。

电子移动设备和即时通讯技术广泛地商业化，迅速分流了相当数量有消费力的读者。这一结果，必定会导致大都市报纸零售市场的萎缩。原本以零售为主的都市报，销售结构如果不适时做出调整，难免遭遇更大的困厄。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北京原来一家以零售闻名的著名都市报，如今其报纸销售结构已从零售为主，变成了订阅为主，甚至，订阅几乎高达80%!

甚至，一家原本零售也不错的著名报纸，在报摊上几乎看不到了。未经核实的消息是，据说他们几乎已经放弃了零售市场。

随之而来的，是那些化巨资购买印刷设备的报纸印刷厂，过去因为都市报发行量大版面多，业务都很好，未来也会遭遇寒流。那些以都市报印刷为主要业务的上市的印务公司文化公司，其成长性也值得观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像北京报摊零售店，过去售卖报纸是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如今这块收入势必大幅下降，转而以获取杂志广告、杂志出样费用、销售杂志和其他物品为主，报纸零售渐渐进入下降通道。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刺激了许多媒体经营者，迫使他们化更多精力财力关心移动电子媒体的进步。

比如我们中国周刊，虽然我个人对于移动电子媒体的了解实属门外汉，去年下半年以来，也不得不化更大的精力来琢磨中国周刊的移动电子化，并在年底调整原来的移动电子媒体策略。

形式比人强。顺势而为，方能免遭灭顶之灾。

(感谢南方传媒研究的厚爱)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 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 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 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早起，读一篇文章，关于血汗工厂调查的。

感慨之余，发了条围脖，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困惑：

“血汗工厂充满罪恶，血汗工厂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产物。困惑我的是，为什么血汗工厂招工年轻人却如过江之鲫?血汗工厂不血汗了，年轻人又上哪儿去谋生?国企?政府?事业?还有哪一类企业能且愿意容纳如此多缺经验的年轻人?历史行进到今天，谁该对血汗工厂承担责任，除了工厂自身，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提出问题而已。

虽然已经很累了，但还是推不开的应酬。

我中学一位恩师，向来不出面的，要出面请诸位回乡学生一坐，自然不能推脱。

不过，回家过年的同学，部分已踏上归途，还有未到家的，出席的只有我和C兄了。

C兄的妻儿都在湖塘，要去唱歌，丫头听说，更是欣欣然要一起去唱歌。

但我还是要求吃了饭再去唱歌。

中午除了我的老师和他的亲友，还有我的老学长老大哥等，我们三人喝了一瓶白酒。

饭后分手，妻儿和C的家属一起去唱歌了，C邀请我去他在常州买的房子喝茶，我说要回家休息。

在湖塘站了半小时，没打着车，没法子，花了2块钱，坐公交到三夹里，步行回家。

回家正赶上姑姑堂妹她们饭后要玩扑克，拉我一起参加，于是加入。

很久没玩四副升级了，偶尔玩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

期间我的同学J跟我讨论何时到他家一坐，他刚买了新房，邀请我们去看看。

J跟我初中高中都是同学，我们还是老亲戚。这几年每年回去，如果我们没开车回家，都是借用他的车。

几番商量，临时决定今晚去他那儿一坐，他负责通知其他同学。

太座回家接上我，五家人一起，除了我们四位同学，还有一位是我老师的女儿，我们学姐。

酒桌上从孩子上学，到孩子的体育锻炼，到喝酒训练，到回忆当年老师的教诲，甚至到讨论汪曾祺的作品，话题之广泛，比较少见。

不知不觉中，我和J差不多一人喝了一瓶!

太座大概内心很恼火，却不好发出来。

而另一边，我的一位故旧正在请我的一位师弟喝酒，给我电话，邀我们过去。

好在，当时我还清醒，谢绝了。

从酒店出来，外面下起了濛濛细雨，大家一起去J家参观，J拿出了珍藏的茶叶，确实不错，连我快被酒精麻痹的人，都还能品出茶的清香来。

稍坐之后，匆匆回家，家里还有人等着。C没喝酒，送我们回家，我们正好吧车还给了J，明天坚决不出门了。

回到家，一位同姓乡亲正跟弟弟喝茶唠嗑，等着我。

同姓乡亲去年与我曾有些来往，其中也有些故事，我明白他的意思。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的父母，当年何尝不是这种心态!我现在做了父亲，怎么可能不理解?

虽然喝了很多酒，但我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的心愿，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尽力。

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

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

注意它怎样勘测周围的茫茫空虚，

它射出了丝，丝，丝，从它自己之小，

不断地从纱绽放丝，不倦地加快速率。

而你——我的心灵啊，你站在何处，

被包围被孤立在无限空间的海洋里，

不停地沉思、探险、投射、寻求可以连结的地方，

直到架起你需要的桥，直到下定你韧性的锚，

直到你抛出的游丝抓住了某处，我的心灵啊!

——惠特曼

 

2011年即将过去了。

相比我的2009年的一地鸡毛，和2010年的人生十字路口将错就错的选择，2011年于我，是一个平凡正常的一年。

一个平凡正常的一年，有值得回想的事么?

人生不就是一年年地过去的么，无论平凡与传奇，都是人生的传续。

当然，从不平常的悬崖边，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到回归正常而平凡，这中间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心力才能做得到啊。

我做到了。虽然头发也因此更加斑驳。

2011年，我架起了需要的桥，下定了韧性的锚，并把游丝抛了出去，虽然，还尚未抓住要的东西。

 

1，杂志

我的人生下半场，中国周刊，与这个国家多难的2011不一样，它开始步上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

虽然，我期待的出版周期的调整尚不得而知;虽然，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需要弥补重建。

不过这一年来，以月刊形式出版的中国周刊，却正在赢得它应有的尊严。

形格势禁之下，我们没有放弃自己，没有离开战场，没有招致毁灭，更没有放弃理想。

正是这种坚持，才让我们找到了一条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的月刊生存和成长之路。

书写命运。

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叙述复原，让我们认识活的中国。

活的中国，活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座村庄城镇、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企业之中。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把个体命运叙述好，让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命运他人的故事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的个例叙事，同样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并非只有冲锋陷阵才重要，才伟大。

在经历了泛财经与文化的混搭之后，2011年的中国周刊，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又能为各方接受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

无论是少爷的磨难陈佩斯，还是清华百年专题，到后来的稳一代，我们今天如何做父亲，都市忍者，他们为什么移民，假面时代，或者奢侈病，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信任，致命的关系，无一不体现了我们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责任。

作为总编辑，我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选题的思考，讨论，提炼。

这一过程，也是与中国周刊采编诸位同仁一同进步的过程。

我很高兴的是，到2012年第一期开始，我卷入封面程度已经浅了很多。

当然，不仅是封面报道，中国周刊的影像版，绝对是一流的;往事，以及新调整的世相等栏目，里边也有诸多文章，可圈可点。

我曾经和天宏讨论过，我希望中国周刊不仅要传播我们认可的价值立场，还要在文本表达上，确立自己的标准，这是互联网时代杂志的立身所在。

作为一个杂志业的爱好者，我一直坚持杂志是有灵性的作品，人的情感结晶，传递的是人的情感和价值观，而不只是冷漠无趣的信息，很多地方很难用工业化程序化的要求来规范。

杂志和它的读者之间，就是因为这种情感，才能互致问候，互相取暖。

爱默生曾经说过，人们之所以寂寞，是因为他们不去修桥，反而筑墙讲自己围堵起来。

幸好，我们做的就是修桥铺路的工作，而不是围堵。即便遇到最困厄的挑战，我们也没有放弃修桥之心，苦干之力。

就在几天前，我的一位朋友，中国周刊的专栏作者，跟我在电话里聊了很长时间，她说，杂志越来越好，看得出你们的想法，很有情怀，希望它未来更好。

希望它未来更好，是我们中国周刊所有人的期待，也是所有关心中国周刊的朋友们的期待。

一定会的。我知道。

我甚至仿佛听到了春夜雨后故乡屋后竹林里春竹拔节向上的声音。

 

2，阅读

读书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2011年，是近些年读书最多的一年。

杂志越做越有味。但自己却越来越觉得像正在干涸中的老井。思想和创造力逐渐萎钝了。

从这个角度看，读书多少有点功利。

好在并不全是功利主义的阅读。

我读经典，大体都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后来的阅读大多是功利主义的，除了鲁迅。

但不管怎样，流行书大体与我是绝缘的。

就在2011年，我自己给自己发起了一场“重读经典运 动”。

不只是为了做杂志，更是希望自己能够有真正的滋养和升华。

为了买书，我这个一直没有学会网购的人，终于学会了网购，并升级很快。

我还在博客里，专门开辟了一栏“流书记”，以断续记录自己的阅读收获，也是为督促自己不懈怠。

岁月流逝之后，环境和自己的心境也与当年读经典时大不同了，所以，如今重读一些经典作品，感觉甚至与当年完全不同了。

时间真是把锋利刀啊，逮谁削谁。

不久前，我专门总结了一下2011年大体的书单，有40本左右吧。

所读之书，按内容分，以历史为主，社会学政治学也有，也有文学作品。

从作者看，大多是海外作者，名家。

我是一个杂务繁忙的人，社交很多，留给自己的空余时间不多。

不过普鲁斯特在《阅读的时光》里的说法，却让我心有戚戚：

“在阅读时，我们每个人在接受他人思想交流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孤独，亦即仍然享受着我们在孤独中享有的智力优势，而交谈则会在顷刻间将之瓦解，同时仍然接受启迪。”

好在，我早已过了崇拜的年纪，阅读唤醒的是我的心灵体验，而不可能取代我自我的思考。

还是重温一下狄金森的那首小诗吧：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

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往远方。

这条路最穷的人也能走

不必为通行税伤神

这是何等节俭的车――

承载着人的灵魂。”

读书不仅仅增加知识，愉悦自己，更是在触摸他人的灵魂，与自己感觉亲近的人在文字中遭遇，并能互致问候。

感谢那些与我启迪的灵魂。

 

3，文字

法兰克福伟大的阿多诺说，对于失去故乡的人，写作成了居住之地。

我的故乡仍在，写作也不是我的居住之地，但保持对文字的感觉，或者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却是我唯一能够掌握的。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且不说报国，能够言为心声，已是一种福气。

2011年，照例的流水账，照例的围脖。以至于许多人惊讶于我似乎整天不干正事，只为新浪忙。

我在年底为南方传媒研究的总编茶座写了一篇，总编的微博客，对自己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作了解释。

不管怎样，撇开每天的流水账和围脖文字，我也认真写了不少正儿八经的文字，虽然大多数写的磕磕绊绊。

细细回想，2011年给中国周刊12期杂志写了12篇卷首语，还有几篇散落在封面报道中的文字。

不敢说篇篇精品，反正心里很安慰，对得起自己。

给南方传媒研究写了6篇专栏，关于杂志业的思考。感谢南方传媒研究的宽宥，经常容我放肆为中国周刊做广告。

还有发在博客里一些很认真思考的文章，比如不久前的瞿优远之殇，中国周刊检讨系列，对杂志和社会问题的一些思考，等等。

还给三本书写了序言或正儿八经的书评，比如给中国周刊出版的《中国财富圈》一书所写的序言，《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于连》，给陈远商务版的《负伤的知识人》写的序言，以及给李安定老师的《车记》一书写的书评，《痴迷一生碧血丹心》。

我想，这些文字，不管发在那里，是杂志上，报纸上，还是博客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文章所传递的，都是发自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没有奇思妙想，没有警世恒言，也没有夸夸其谈，而是一个热爱生活对未来依然充满期待的人，一个热爱文字的人，一个热爱杂志的人，我的所思所想，我的焦虑，我的愤怒，我的纠结。

不隐恶不虚美，记录行进中的自己。

或许，把这些文字，与我的流水账，我的围脖文字，相互参证，当知所言不虚。

 

4，酒品

我的2011年最后一天，是在头天酒醉的痛苦中渡过的。

我酒量不大，但喝酒实在，不会偷奸耍滑。

我一向认为酒品如人品，怎么会去做这种不堪的事!

与过去一样，2011年照例喝了许多酒。

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过，那天我没有酒局了，那就是我人格破产了。

刘春兄在给我们中国周刊的一篇专栏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

“我所能记起来的最好的朋友，都是我的酒友。”

我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我的酒友。

我在北京的中学同学圈子，是一个固定的喝酒圈子，他们是我做事业强大的支持者，更是我乡情亲情的一种托寄。

而今年，我们又发起了一拨老乡圈，也都是好酒量之人。

传媒圈中，结识的朋友也多，传媒圈的朋友也多善饮好饮。

我的许多朋友，也是在喝酒畅聊中结下深厚友谊的。

迎来送往，尤其故乡来人较多，每到一拨，大体也要畅饮一番。

当然，并非所有的酒都是这样的。

今年一个重要方面，为中国周刊喝酒多了起来。这是个新动向。

我常说，喝酒写围脖博客，都是推广中国周刊的重要方式么。

至少，于我而言，这是真的。

好在，没有因为喝酒误什么大事，这算是庆幸。

大胆文章拼命酒，坎坷生涯断肠诗。

年底我的一位老乡，也是传媒界的老大哥，用这样一句话来指陈我的命运，说跟我好像。

这多少有些悲情。

年初体检时，身体大体还凑合，虽然好多指标超过了标准范围，但还好。

我当时颇为自得地跟老兄说，像我们这样喝酒这样糟践自己身体的人，体检效果竟然如此，无非是因为我们内心干净，没有坏念，所以酒中之毒留不住，都排出去了。

这多少有些唯心和侥幸。

朋友要来往，但毕竟上了年岁，喝酒这事，当要小心了。

 

5，抱愧

当我把大多数精力投放到中国周刊上后，我唯一抱愧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妻儿。

丫头上学放学接送，依旧是太座每天操劳。

丫头的作业，大多是她自己，而岳母拖着衰老的病体，代我们照看丫头。这让我无比内疚。

太座自己开了个茶叶铺，我却一点都没帮上忙，甚至，还经常拒绝太座要我帮她在围脖上做做广告的请求。这简直不近情理了。

更内疚的是，我经常在外喝得醉醺醺回家，让家人担心。

甚至，丫头都问太座：“是不是男人都这样”?

我知道男人不都这样。

我知道应该做的事，却常常因各种借口而无法做到。

我也知道，家里有只小鸟在悄悄长大，她已经知道给我弹红河谷。

2011年我重病两回，一回是哮喘复犯，程度很严重，但我还是忌医讳疾，愣是硬挺了过去;一回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天天晚上发烧39度多，一个月没有喝酒。

太座提醒我，让我注意锻炼身体，控制食欲，控制饮酒。甚至，有时太座会严词批评我，不注意即是对家庭最大的不负责任。

我无言以对，深感愧疚。

唯有改变才能不再负憾抱愧。唯有行动才能说明改变。

 

社会的诱惑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是无法度规则的。

这让诱惑更加难以抵制。

但做一本有尊严的杂志，却需要有自己的原则。

除了坚持不撤出战场，不招致毁灭，不放弃理想外，在未来，我们更需要在诱惑面前不背叛理想，在努力中不迷失方向，在前进中不放弃自我。

这是我对中国周刊的期待，也是对自己的期待。

怀着童稚般的热情，敞开胸怀，我们一起欢迎新的一年的到来。

哪怕依然是充满苦痛的一年。

来吧，2012。

(2011年12月31日，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于旭日嘉园)

1、

很多媒体的社长总编都写博客玩微博，但恐怕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疯狂，也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因为写博客玩微博受到那么多的批评。

我是个博客和微博的重度消费者，差不多每天坚持写博客，每天在微博上刷屏。

这也给我带来了许多批评，批评我不踏踏实实做中国周刊，却自顾自地玩博客微博。

很多朋友不理解，甚至有同业跟我的同事说：“朱学东是不是收了陈彤的钱，兼职给陈彤打工，不管中国周刊啊?”

每每听到朋友的质疑，同事都会为我辩护，告诉朋友他们所知不确。

不仅如此，在办公室里，我的每一位副手，副总编及助理们，都强烈建议我写博客和微博。

社里社外，声音截然不同。

无他，我天天和同事在一间小屋里办公，社里同事们都知道我花在中国周刊上的时间心血，也了解我写博客微博给中国周刊带来的价值。

当善意的批评质疑传递给我的同事的时候，真诚的嘉许也传到了我同事的耳中：同样也会有同业朋友说，我是你们总编的博客微博粉丝。

事实上，中国周刊有一些读者和客户，就是通过我的博客微博，而开始认识中国周刊，并逐渐了解中国周刊，从而成为中国周刊的支持者的。我最近参加的一次以学术界人士为主的社会活动，追根溯源，其实也是因我的博客而起。

这多少让我有些得瑟。

2、

做杂志，我有一个基本的信条，社长总编是杂志的最佳销售员。

在我的理解中，杂志这一产品，不完全是工业化流程的作品，它更是人的情感的结晶，它传递的是价值观，是人的情感。在一本杂志内部，没有人比社长总编更能理解自己杂志所要传递的价值观和情感。

自打我进入媒体行业以来，我一直服膺于并践行着这一信条。

怎么推销自己的杂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谓鱼有鱼路，虾有虾道，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道。

博客和微博，尤其是博客，最初只是我个人情感和思考的倾注地，但成为杂志的价值观传播和品牌传播的一条重要通道，却纯粹是偶然得之。

自打做中国周刊以来，我的博客内容基本集中在有关杂志业的思考、有关中国周刊的经验教训总结，以及类似中国周刊工作日志性质的流水账洁本，偶尔也会有些关于女儿教育的话题。

有关杂志业的思考，我在博客里，向那些和我一样热爱杂志的人，奉献了我自己不拘泥于学院派范式的思考成果，从理解杂志的价值观，到杂志操作的细枝末节，毫无保留。这种思考源于我对杂志的热爱，由来已久。

另外，相较于那些藏着掖着所谓不传之秘的人，我更愿意分享，这是我当年从时尚集团创始人吴泓身上学到的。当年正是吴泓把他对杂志业的认知分享给我，才成就了我对杂志的许多理解。现在，也正是通过博客的无私分享，才让我的博客成为中国周刊价值观和品牌传播的重要通道。

中国周刊是我媒体从业以来经历最为奇特的一次从业经历。它给了我很多教训，自然收获更多。

所以，我的那些看似干巴巴的工作日志洁本，那些流水账，于我而言，类似吾日三省吾身，一是检讨一日工作勤勉，二是也为自己保持对文字的热爱，同时也是自我完善的努力。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这也让那些热爱杂志的朋友们，管窥到一个杂志人夹缝中扭曲挣扎努力向上的坦白人生，得以理解一本优秀杂志的来之不易。

而有关中国周刊封面报道的检讨，是我对每一期杂志上市后，对所做封面报道的总结反省。

除了敏感的政治原因，一定都是敞开胸怀，对封面报道的台前幕后，激烈讨论，乃至操作过程的艰难修正，以及后来发现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的遗憾，等等，毫无保留地呈现。

这个最初源自南风窗时代的个人思考，最终在中国周刊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独特的“保留节目”，却也是我未曾想到的。有时因公事耽搁，我的同事们就会催促我尽快完成，甚至还批评我拖延，亦可见内部看重此种传播之一斑。

事实上，无论是博客里关于杂志的思考，关于中国周刊的流水账，关于中国周刊业务的讨论，于我而言，至今依然更多只是我个人情感的倾注，但对于杂志而言，也是顺手牵羊，意外之得。

这就是喜欢与人分享收获最大的好处。这一点，我得感谢已经故去的良师益友吴泓。

3、

我的博客里也会记录小女儿成长的故事，一个父亲的观察和伤感。

我的很多读者也很喜欢这类东西，因为这里有我们最基本的情感，它更容易让人看到一个人的本性良善。

这些博文与我的关于杂志和中国周刊的思考一样，坦诚无保留。

“不隐恶不虚美，记录行进中的自己”，这是我对自己写稿和博客微博的要求。

在微博上，除了那些可能会牵连到自己服务的杂志的内容，我自己写微博，或参与讨论转发，都是秉持理性温和的立场，不装逼，不谩骂，不胡说八道，不做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者。

这种坚定的理性温和态度，渐渐被一些严肃认真的朋友认可。当朋友把我个人的这种立场，与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相互参证之后，常常对杂志和杂志传播的价值观更加信任，从而成为杂志的坚定支持者。

中国周刊总编助理林天宏的故事，即是一个典型案例。

林天宏是原是中国青年报冰点的记者，擅长特稿写作。他的家人最初反对他离开中国青年报。在他加盟中国周刊之前，他希望我给他一段时间观察思考。后来他正式加盟之后，跟我说起最终促使他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几乎翻了好几个月我的博客，看我对杂志业和中国周刊的思考，看其他，结论是我和中国周刊“值得信赖”。

如今，林天宏在中国周刊做得有声有色。

一个人的博客和微博，读后能让人感到信赖，一定是成功地传播了自己的价值观。

虽然，总编的博客和微博成为杂志价值观和品牌传播的一个通道，多少有些无奈，但又有多少总编能做到呢?

(原文刊载于南方传媒研究，感谢南方传媒研究的厚爱)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

1921年1月，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故乡》里，这样写下了对阔别二十年的故乡的纠结。

相比先生所看到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么多年之后，宽阔的马路，整齐的厂房，拥堵的交通，操着各种方言底色普通话的来来往往的人群，繁华热闹，是我故乡的时代特色。

我的故乡是进步的，崭新的，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不过，这进步崭新的故乡，也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而且，它正以游子无法理解的速度，继续更新。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迅速压过了对古老传统的尊崇，除了游子和老人，越来越多故乡的年轻人欢迎这种变化的到来。

当然新是有代价的。当我站在旧石桥上，指着污臭呜咽远去的河流，得费劲向孩子解释，我小时候就在这桥上，在河边的杨树上，往这河里跳跃游泳，清澈的河水渴了就可以喝，这绝不是谎言;我得让孩子相信，我小时候房前这地里夏天遍地蛙鸣，春天挖口塘，秋冬满塘小鱼虾，也不是神话……

如今的故乡和全国各地一样日新月异，目力所及处，必有塔吊工地，路和建筑千篇一律，越来越像城里，甚至连民风也渐失淳朴，变得与城里一样冷漠势利了。

格式化。我的朋友用了一个电脑用户熟悉的概念，总结了故乡乃至整个中国的进步与崭新。

格式化意味着清零，意味着全新的开始，另一面则是与传统的割袍断义。

故乡的人们，他们也有追求现代生活和城市文明的权利。一个自己追求幸福生活远离了故乡且难得回去的人，又有什么理由对故乡指手画脚干涉他们的生活?

“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先生沉郁的笔调，或许就是提前对现代化城市化代价的一种无奈的指示。

格式化之后的故乡乃至中国太新了，新得让人可怕。

“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萨义德这样说。所以，飘泊的人，方知弦断无根之苦;热爱故乡的人，方知失去故乡的痛。格式化的现代化城市化，能从物理形态上对故乡作外科式切割，但却无法清除人们情感上对传统依恋。失去故乡之后，每一个人，迟早都会成为精神上的流亡者。

当变化注定无法阻挡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提醒故乡的主政者建设者，少一点建功立业的追求，不要动辄胸怀国际化大都市的宏梦，多一点为祖上为子孙留一片净土的念想，手下留情，推土机下留情，不要重蹈前辙;不要只顾向前狂奔，也要时不时地停下来，看看来时路，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对历史和未来多些敬畏。

一位去过英国的朋友告诉我，在英国著名旅游场所伦敦眼售票处和入口处，有一块不大的墓地，墓前竖着一块牌子，上面是伦敦眼管理方的告示，告诉大家，与墓主后人协商，墓主后人不同意迁走，为尊重墓主后人意见，不得已请游客绕道而行。类似的情况如发生在中国，结果不言自明。英国是一个比中国更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我们那些游历过四海的地方主政者建设者为什么不能镜鉴呢?

每一座祖坟，每一座老的建筑，每一个自然村落的形成，或横卧着祖先的尸骨，或横躺着过去的灵魂。有它们在，香火就会旺盛，宗族就会繁衍，历史就能传承，后世之人，就不会是无根之木，断线风筝。有它们在，那些漂泊的灵魂，回家时也不至于迷失方向。

11月24日，《体坛周报》原社长瞿优远受贿案二审在长沙市中院宣判。

瞿优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一阵莫名的哀伤与愤懑。

2006年下半年，我已在南风窗供职。一位媒体的朋友给我电话，说晚上跟瞿一起吃饭，席间提到我，瞿很为关切，问我现况如何，并提出如觉不适，或可找他一聊。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自1990年代便认识了瞿优远。虽认识多年，却并不熟。每次见面，都是客客气气打招呼。

但我内心对于瞿优远，却一向是充满了敬意。这敬意，在那个年代，颇有些英雄崇拜的味道。

因为瞿优远之于中国传统报业的贡献。

人人看到了瞿优远之于中国报业的贡献，在过去，他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体育媒体王国。

但仅仅看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在中国报纸的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体坛周报作为一份僻居湖南一隅，几乎没有多少资源行业机关报，在瞿优远点石成金般的魔指下，那张几乎活不下去的人见人弃的小机关报，最终蝶化为中国体育界第一大报，并确立它真正的国际视野。

而与此同时，那些在北京、上海、辽宁、天津等拥有传统强势资源背景的体育报刊，一个个先后走向了末路。

这就是差别。这也是我最痛恨一些人事后诸葛亮般说要是交给自己也能做好的屁话的原因。

差别在于，瞿优远把体坛周报当作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当作了自己的使命。一方面在体制的缝隙中寻求突破的机会和可能，另一方面，亲力亲为，为体坛系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旁人和后人享用着前人牺牲和付出带来的余荫，却永远无法理解前人带着镣铐跳舞的突破的牺牲和价值。

瞿优远错了。

错在于自己太傻，在一个人人喜欢偷奸耍滑钻营牟利的时代，自己却满怀理想把整个身心投身于一个不值得他搏命的事业;

错在于自己太蠢，产生了幻觉，把人人弃之如敝帚的东西，当做自己的心肝宝贝，用心血来养育它;

错在于自己太能干，竟然能把敝帚修复好，并且做成了一个能够赢得巨大社会声望和利益的公司;

。。。。。。。

你错的太离谱了，瞿优远同志!

你竟然忘了我们这个体制，喜欢的不是能干的人，而是其他的。。。。!

其实不只是瞿优远。在那一代媒体人中，类似瞿优远的人物很多，但他们大多自我选择了边缘化，才得以幸存。无论是主动边缘化，还是被动边缘化。

2005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边缘化，强势人物的生存方式》。专门探讨了英雄边缘化的问题。

这真是一个无奈的结局。

在中国传媒业从中古时代走向现代市场化的过程中，媒体成长的成果，或许都可以归功于媒体领导者的自觉突破，对观念，对体制的突破。没有这种突破，就没有今天的传媒业，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环境。

这种突破，在改革成为主流的时代，可以被封为锐意进取的改革之举，但在改革成为虚晃一枪之后，这种行为，就是违法乱纪。

在一个规则法律都不明晰的时代，这是生在这个时代的幸运，也是生在这个时代的悲剧。

瞿优远不幸横跨了这两个时代。

当一文不名变成万千利益的时候，所有人都盯紧了你，而这个制度，却从未考虑过你的付出，你的心血，你超越常人的智慧。。。。。。

没有人会珍惜你，会感谢你。

我承认，犯法了应该受到惩罚。但在违法之前，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又做了什么?

2004年，当我离开体制的时候，与朋友讨论下一步的时候，那位身居跨国公司要职的朋友，也算是前辈，直白地提醒我，只要在里边，你吃了一只苍蝇，还会有第二只，第三只，这是你们在体制内的宿命。

那位朋友，曾经代表美国老板投资中国媒体，与瞿也相熟，但美国老板却按市场的游戏规则，给他的成就付出了市场的价值。

这就是中外体制的差别。

这不仅是瞿优远之殇，也是早年中国改革者之殇。

为什么我们付出努力甚居，进步却微?

这就是原因之一。

檀道济在南朝宋武帝文帝两朝屡建战功，功封司空，威名甚重。文帝虑身后难制，杀之。

收捕时道济脱帻掷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

原本废黜英雄是为了统治更牢固，没想到结果并未完全如人意，文帝杀了道济并未能建立起一个刘家的万世基业来，反而应了道济的名言：“乃坏汝万里长城!”。

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千百年来，类似悲剧一直再继续，甚至没有一点长进。

早上起来，第一条短信，是凌晨3点发给我的。

一条与工作有关的短信。

无论如何，我得表示由衷地感谢，感谢朋友这种支持，也感谢她和她的家人能忍受我的不断地电话与短信骚扰。

此前，朋友曾在电话里给我们中国周刊提过些意见，当然更多是嘉许，嘉许我们所呈现的情怀，这也是朋友愿意继续支持我们的重要原因。

得道多助。身边都是这样的朋友，怎能做不好!

给小学同学发了一条短信。今天是我小学母校百年庆典，我托请同学向我那些早年的授业恩师们表达我由衷地谢意。

我也发了条围脖，以表达我对母校的感激之情：

“今天是江苏常州武进政平小学(我的母校朱家桥小学早年已并入政小)百年庆典。虽关山千里，不克亲往致贺，我还是通过我的同学，向我早年的授业恩师们表达了我由衷的感谢，学为我师，行为我范。也感谢故乡先贤，毁庙兴学，百年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造福乡梓!”

周日继续加班。

最后的审校，调整，尤其是标题的处理。

我一直提醒大家，做这些活时，不抖机灵，只要能够出来，看似平庸的背后，所呈现的价值的悠远绵长的。

我在意一城一池之得失，但一城一池之得失，从来不是我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持续的影响，那才是有价值的改变的力量。

电脑上最后过完所有版样，审完封面，我问同事还不错吧?

语气有些微担心，也有掩饰不住的地自得。

这一期下来，很累。这些天天天感觉太阳穴发胀，一到下午，眼睛发涩升疼，三番五次用凉水洗脸，清醒自己。

虽累，依然得坚持。

我也向跟我一起周六周日加班的同事们表达了感激之情。

晚上参加一同乡聚会，是我中学大师兄安排的。

参加聚会的，除我之外，都是国之长城。

一龙跟我开了句玩笑。

我说，这是一个热爱故乡的人的聚会，所有热爱故乡的人，喝酒与立场无关，与身份地位无关，更无关文艺，只关乡情乡愁。。。

一醉解乡愁。

灌了一肚子黄酒回到家，打开电脑，方知哈维尔死了。

如李慎之老先生所说，哈维尔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我对哈维尔的著作原本不熟悉。今年为了做《假面时代——我们为什么都要装》，我曾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快速翻阅了一遍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

今晚，我重新翻开了这本《哈维尔文集》。

哈维尔告诉我，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

这个观点，结合我们习惯于的终极解决方案，根本解决方案，是很值得所有人思考的。

愿他在天堂安息。

例行后期，忙，乱。

心里没底，把昨晚写的文章请诸兄弟点评，口味不一。

一龙说说不出的感觉，天宏作为封面编辑，感觉不够狠，不像总编写的，倒是晨明，说感觉很不错。

其实，这是我换了一种风格，相关内容，这些年来我写了好多，文章、博客、微博，都在不断地表述自己的立场，再在正式出版物上写这一题材，对于我来说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把去年这个时候写的找出来给天宏看，他说这才是他想看的么。

我哈哈一笑。

我把稿子又给我师妹过目，师妹过去一直批评我的文章是总编体，居高临下，霸气测漏(至今我也未搞明白霸气测漏是什么意思)。

师妹读后，说很喜欢这篇，不再是总编体，也没有霸气测漏。

在矛盾的评价中，我选择了晨明和师妹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些小改动。

开了两个会，一个是部门沟通协调会，把最近的工作和内部的人事调整做了正式通报。

过去走过的冤枉路多了，浪费的时间也多了，我说我不想再错过了，也到时候了。

所以路线方针定下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力量，调整就是为了打好未来的硬仗。

部门联席会后，与晨明一起参加了广告部的会议，这是搬到金泉时代以来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广告部的会议。

我作了检讨，通报了杂志内部管理架构的调整，也和大家分享了对杂志和对广告工作的看法，当然也少不得跟大家提了要求。

跟一位作者兼读者很长时间交流，她给我们杂志提了些建议，当然更多是鼓励，感谢。

杂事。

晚上与师妹吃了个便饭，聊了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感谢。

回家见女儿很高兴，原来老师表扬她进步最快了。我也很高兴，我家丫头多聪明，以前不过是不上心而已!

不过，晚上回家感觉胃不舒服，估计吃撑了，做什么都无法集中精力，只好跑厕所运气全吐了出来，才得以安睡。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得汲取教训了。

一大早起来，去北师大参加一个会议。

车今日限行，所以赶上班高峰坐地铁去。

这是我自1985年第一次搭乘地铁以来最痛苦的一次。

先是在角门西的站台上排队，等到第5趟才挤上。

更可怕的是，站站有人推挤进来。

幸亏天寒地冻，大家穿了棉衣，否则简直就是肉搏战。摊上周围是个女的，更尴尬。

不过，也是因为穿了冬衣，挤得一身臭汗。

到北师大参加活动，见到了一位老熟人，IDG全球常务副总裁熊晓鸽，还有许多影视研究的专家学者。

我参与交流的，是有熊晓鸽主持的探讨IPAD时代传统媒体的生存的话题。

我的态度一直很明确，类IPAD版一定是媒体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但当下中国它的商业模式尚未确立，没有风险资本的投入，传统杂志只能做跟进策略，把它当做一个市场推广的手段。

除了参与讨论这些问题，我利用参会和午餐时间，向那些专家学者们介绍了中国周刊的努力。

好在，有学者买过我们杂志，也有学者接受过我们的访谈，中国周刊上每期都会有影视文化题目，他们翻看之后，评价还不错。

当然，我也了解了熊晓鸽最近的投资方向以及收获。

感谢北师大，感谢黄院长，感谢杨洋的同学们。

下午本来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要参加这个活动，黄院长也希望我们尽可能参加，不过，因为单位最近比较忙乱，约了人，只能回单位了。

最终定好要目，送走。

与朋友沟通一个活动事宜。

审稿一篇，看方案若干。

立方网虹妤来访。

晚上与老马、晨明交流最近工作，并商议做出相关调整。

写完给南方传媒研究的文章。